近代中国蒙侮不断，国人对外侮的感觉和认识不断变化。鸦片战争之后一段时期，虽然国人认为科技不如西方，但仍然保持了典章制度（即政治、文化）的自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李鸿章语）。但这种自信在甲午败北后迅速崩溃，疑古反古风潮遂起，于是，国家衰败的责任便追究于政治（
当国家衰败之责被最终归咎于文化之时，我们的历史文化（或曰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就被视作国家前进、民族复兴的累赘，甚至障碍，进而要打倒之。由于当时中国现实的窘迫，国人无法为历史文化的价值提供好的证明，于是，历史文化花果飘零，让以之为精神魂魄者丧魂落魄，痛不欲生，如王静安便自沉于昆明湖。但同时，并非所有人都听任历史文化的崩塌，也有不少志士仁人挺身捍卫斯文，首当其冲者乃梁漱溟，而后继者络绎不绝，代表便是现代新儒家一系。
对于历史文化，反古者认为它不具备什么功能，即它没有用，不能支持民族复兴，故应打倒。卫道者与之相反，认为历史文化具有某些功能，能支持民族复兴。但是，无论反古者与卫道者观点上的差异有多大，他们的基本思路都是一样的，即都是从功能角度考察历史文化。由此引发一个根本性问题：历史文化究竟具有什么功能？或者这样发问：历史文化究竟有什么用？
国人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使命，而民族复兴又不仅是世界视野的，也是历史视野的，这双重视野意味着中华民族需要以自己的思想来为民族复兴提供支持。因此，就必须考察历史文化究竟能为民族复兴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而国人也纷纷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且答案不断翻新（如中体西用、内圣开新、中西会通、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等），以证明历史文化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功能与价值。
在纷纭的主张中，邓曦泽的《文化复兴论》所提出的方案独树一帜。邓曦泽认为，关键不是要向历史文化追加它本来没有表现出的功能，而是应该发挥其本有功能。如何论证历史文化的本有功能呢？《文化复兴论》给出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方法论：“问题＋方法＋效用”，其基本含义是：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寻找方法以解决问题，实现目的，而其关键就是要考察方法的有效性。这一方法论用到“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一问题上，则是：人生活着，总要寻找方法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生活问题与方法古今变迁很大，而有些问题则是古今都需要面对的，有些方法也是古今都需要运用的，历史文化包含了这些共同的老问题与通用的老方法，所以，它有不可超越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就具有不可超越的重要价值，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与公共交往平台的重要构成。
如何理解历史文化乃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与交往平台呢？邓曦泽举的例子饶有趣味，他以筷子和《论语》这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为例，阐释了历史文化的本有功能。大多数中国人吃饭都用筷子，但对筷子提供的交往功能及其蕴含的文化积累却习焉不察。不过试想一下：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各个成员习惯使用的饮食工具不同，甲要用叉子，乙要用刀子，丙要用汤勺，丁要用筷子……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这个家庭就会为组织饮食、为成员提供不同的餐具而增加许多成本，交往起来就会困难很多。如果各自长期坚持使用自己的工具，那么，甲就喜欢把食物做成块状的薄片，乙就喜欢做成厚片，丙就喜欢做成羹状……如果满足了甲，则为乙、丙增加了麻烦，如此等等，交往成本便剧增。这种交往成本不仅表现在同代人的交往之中，也表现在代际交往之中。如果上代人与下代人使用不同的餐具，代际交往成本会增加。很容易想象，如果父亲用筷子，却教子女使用叉子，子女以后也使用叉子，不但首先会因为父亲需要学习叉子而增加父亲的生活成本，并且，以后父辈与子辈的交往也会更麻烦。如果代代沿用并常用筷子，筷子就成为人们的公共交往平台，不但同代交往会方便，代际交往也更方便。如果理解了筷子解决生活问题、促进公共交往的方式，就很容易理解《论语》这样的经典乃至历史文化发挥促进公共交往的方式。可以这样譬喻，历史文化就是由各种各样的“餐具”组成，通常是不同“餐具”针对不同对象（即不同方法针对不同问题），也可能多个“餐具”针对同一个对象（即多个方法针对同一问题），一个“餐具”针对多个对象（即一个方法针对多个问题）。所有这些“餐具”促进公共交往的方式都与筷子一样。当人们在公共交往中面对某些问题（不是全部问题）时，这些“餐具”就成为这些问题的公共交往平台，从而可以减少人们的分歧，降低交往成本，促进公共交往（P190-193）。
从“筷子”这一譬喻还可知，稳定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稳定的经典，不仅有促进交往的功效，而且有助于文化积累与传统形成；同时，文化积累、传统形成也有助于交往，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稳定的经典使人们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对后代进行教育，使人们在基本问题上都掌握相同（或相近）的基本方法，从而使交往更有效；另一方面，因为经典的稳定，交往的有效，使经典中蕴含的基本问题与基本方法更能在各种公共交往中以活生生的生活形式表现出来，使人们在日用人伦中就能够理解经典的某些含义（这种理解主要是日常的理解），于是文化积累以及传统形成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从而促进了公共交往（P193-197）。
那么，历史文化促进公共交往的这种功能是否重要呢？――当然重要。社会秩序的建设、对和谐社会的追求，都是在公共交往角度思考的。如果不进入公共交往，个体如何思想和行为并不重要，而一旦进入公共交往，个体如何思想和行为就变得非常重要起来。
邓曦泽从生存结构出发，从个体生活到公共交往，都以严格的方式论证出历史文化促进公共交往的功能。这种功能不是后人追加给历史文化的，而是其本有的，是其几千年来一直发生着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发挥历史文化的本有功能与价值，让它继续解决我们仍须面对的老问题，而不是苛求它去解决西方挑战所提出的新问题，“历史文化以前干什么，现今和将来还是尽可能让它干什么”（P39）。邓曦泽将其解决“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一问题的方案概称为公共儒学进路，强调以儒学为主的历史文化的公共性。公共儒学进路没有向历史文化追加功能，而是揭示其本有功能，故可以说，它让历史回归了本位――这才是真正的本位，而内圣开新这样的思路根本不可能回归本位。并且，运用这一进路，邓曦泽重新解释了秦汉大一统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困局，对历史多有发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根本上讲，乃是为中华民族建设一个广泛认可的、基本的、稳定的、有效的思想共源，为中华民族建设一个相应的公共价值系统与公共交往平台，并促进中华民族公共精神的形成。而近代以降，历代政治家试图破解文化困局，也是要为中华民族建设一个基本的公共交往平台，避免“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的生活困境（孙中山语）。不过，对于如何利用历史文化的具体思想来应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文化复兴论》则只给出了一些基本思路、操作方法，如“文化复兴任务表”（P383），以及一些范例，但未作全面讨论。当然，一本书只能完成有限的任务，对这些应用研究，尚需继续。
邓曦泽说：“其实，对于‘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一问题，本书的解答不过是重新肯定、展露了历史文化的本有功能，本是最无创新可言的，但由于甲午战争以降各种歧出思路的纷扰，尤其是内圣开新思路的弥漫与遮蔽，它反而成了最具创新的解答。因此，本书的解答可谓最无创新之创新。”（P405）然而，由于近人思想的误区，致使国人漠视或遗忘了历史文化的本有功能与价值，却试图向之追加其他功能，进而导致如此后果：一方面，国人不重视历史文化本有功能的利用与建设，使其本有功能萎缩，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与公共交往平台日渐狭小、精神家园日渐荒芜，也就使得历史文化的公共性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在新儒家内圣开新的思路下，历史文化也根本没有表现出可以开出现代性的功能（P405）。时下，文化复兴已为官方与民间主流广泛认可，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指出历史文化乃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一认识切中了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远比现代古典学提出的各种主张高明得多，真可谓拨乱而反之正。
的确，是斯文回家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
（本文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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